著名歌唱家刘和刚的一首《父亲》，唱出了多少儿女的感恩思亲之情，感动了天下无数儿女的心。

我有两位父亲，一位是生父，一位是养父，对他们我一直怀有感恩之情。

我的生父名叫李玉麟，在我3岁多时因病去世。尽管对他没啥印象，但他给了我生命，对他我充满感恩之情。

(资料图)

据族人中的长辈讲，大概到我曾祖父手上家业达到顶峰，在生父6岁左右时我爷爷因故去世，从此家道中落。关于生父，我只是从母亲的讲述中了解到一些片段。

母亲说，外婆在生她时大出血，不久去世，八岁时到我们李家做了童养媳；外爷是一介书生，只是读了一肚子烂书, 就是没有齐家经世之才，大概能达到秀才的水准。在我刚懂事的时候对他有一点印象，就是言谈举止很文雅，有点咬文嚼字的感觉。

母亲说生父自小身体瘦弱，很爱学习，经常拿着书看。家里当时有很多书，大多是线装书。生父小时因家道中落请不起先生来家里教，就到当时设在三教殿大庙里的私塾里去读书，相当于现在的小学。当时能上私塾的绝大多数是富家子弟，尽管当时私塾先生的薪酬是庙上（三教殿庙当时香火旺，周边有二百亩左右的土地山林地产，每年收入可观）提供，但需自带桌凳，自备书籍笔墨纸张等。当时的佃户平民绝大多数家庭没有这个能力供子女上私塾。听母亲说，生父在临解放前在三教殿大庙里的私塾还教过书，到洋县去上过学，具体学的啥她不清楚，我估摸那是类似现在的初中。据当时和生父一起去洋县读书的人（三教殿靳姓人，肖家庄许姓人，均已故）讲，他们后期在洋县读书时佛坪的学生有十来个人，20岁左右，是当时的佛坪县国民党政府专门挑选的，除了读书，大部分时间是在学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等，培训完后准备让他们回佛坪工作。培训还没结束佛坪解放了，十来个人就各自回家。

想来生父是个安分守己的人，自培训回家后新生的人民政权未追究过他，也未对他进行过专政（同去的三教殿靳姓人至死都是被专政的对象）。听母亲说，生父一直身体羸弱，当时生产队也因他是个读书人，没强迫他参加生产队的劳动，他就自学雕刻印章，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。

生父雕刻印章想必是下了功夫的，我小时候家里还有他当年雕刻印章的工具、工具箱等物件，当我稍懂事意识到那是生父的遗物应该保存时，就只剩一把手攥的刻刀，我至今珍藏。生父刻的印章现在还留存在世。西岔河老街上80岁高龄的付树民，就有当年生父给他刻的印章两枚。我曾专程到他家去拜访，目睹了当年生父的作品，听他讲述生父有关雕刻印章的一些轶事。

当年佛坪县大一点的集镇都兴“逢场”，即定时进行物资交易。西岔河是1、4、7，陈家坝是2、5、8，袁家庄是3、6、9。据付树民讲，当年西岔河逢场时，街上人来人往，生父多半时候都来，他的摊位就摆在老街北头，那是人们赶场的必经之地。他将雕刻印章的工具、材料等摆开，坐着自带的小凳子，旁边还摆着一排小人书，有《济公活佛》《聊斋志异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等，不干活时他则手捧一本厚厚的线装书看。

付树民说当时十五六岁的他，每当逢场时就跑到街北头来，目的是来看那些小人书。他说当时能看到小人书，简直就是一种高级精神享受，大人小孩争着看。当生父给人刻章子时，他就在旁边观看。只见生父将人的名字用毛笔小楷反写在要刻的印章模子上，雕刻时把工具箱放在膝盖上当桌子（当年要借一张桌子用都很难），再把印章模子用一个卡子紧紧地固定住放在工具箱上，左手握住，右手雕刻。先用大刻刀刻出毛坯，再用小刻刀精雕细刻。当时人们普遍贫穷，刻的多是条形小章，章头一公分多长、五六毫米宽。一个印章个把小时就能刻好。

付树民说，他每次来看小人书，生父都是笑脸相迎，从不嫌弃。看的次数多了自己觉得不好意思，就像大人一样也刻了一个条形小章。后来被招为金融职员，又请生父给他刻了一个造型讲究的方形章子。付树民深情地说：“尊父亲真可谓童叟无欺，手艺过硬，当年我还是小孩时请他刻的条形小章，陪我工作了一辈子。方形章子用的时候不多，条形小章盖在单据位置上刚好，几乎每天都要用上若干次，直到退休用了几十年，也记不清盖了多少个印戳，至今仍字迹清晰，只是边沿方框有些磨损，那是因为每次盖的时候总是带有一点斜度所致。”他说，“尊父亲的毛笔蝇头小楷写得很清秀，特别是反写，要在印章料上那有限的方寸之间，摆布均匀，便于雕刻，是很见功力的。”

(条章)

(方章)

听着付老哥的赞誉，我细细地端详着两枚印章，想起我珍藏多年已泛黄的一本生父曾用过的小学生字典，扉页上有他用清秀的钢笔字，写着我的乳名和出生日期。

生父尽管身体孱弱，但我推测他的内心还是很要强的。家族中他们那一辈排行用字是“彦”，他却自己取名“玉麟”，可见他是想有所作为。只是命运不济，后来得了严重的肺病。因当时缺医少药，家境窘迫，他就沿途用刻章挣得的微薄收入步行准备到西安去看病，不幸病倒在途中的板房子。

听母亲说，当年没有电话，还是“出山”（那时没有公路，当地一些体质好的男性，结伴将山里的特产背到关中一带，换回我们这里需要的日用百货等。徒步负重翻越秦岭，往返大概得半个来月。这就是出山）的人给带回的信才知道，族人中一位体格健壮的伯父去将生父用背架子背回来。回来时生父已是骨廋如柴，正逢1958年“吃食堂”，人们普遍吃不饱，严重的营养不良，加之缺医少药，当年生父就病逝了。生父去世时我唯一的记忆，就是出殡时母亲用她的裤腰带将我的手绑住，另一头绑在小磨上，说这样生父就不会将我的魂勾走。

尽管对生父没啥印象，但他在我的心目中形象是高大的。据当地80多岁的老人讲，临解放前，他曾在三教殿大庙里的私塾教过书，个子瘦高，穿着蓝布长衫，斯文儒雅。当时年龄不足20岁，可见他虽年纪轻轻却已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。

我的养父名叫冯日成，在我即将参加中专考试的前20天因病去世，他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同样对他充满了感恩之情。

养父他们原来是一家三口，他夫人识文断字，在三教殿上坝刘家院子开了个小卖部。小卖部房屋是大队的公房，后来是队委会办公场所直到“文革”以后。他们没有生育子女，领养了一个儿子，比我小一岁。就在我父亲去世前后，养父爱人也因病去世。大概在我五岁时，我们娘俩和他们爷俩组成了新的家庭。

养父给我的印象是脾气暴躁，性格耿直，待人实诚。

我们组成新家庭后，我感到很拘束、压抑，因他脾气暴躁，我事事处处小心，生怕说错话做错事，否则将会听到炸雷般的怒吼。这就养成了我做人低调，做事谨小慎微的性格。

养父脾气暴躁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平时不苟言笑，说话高喉咙大嗓门，一旦发起脾气来凶神恶煞般，面目狰狞得令人毛骨悚然。当年大集体时代，育龄妇女都是把一岁左右的小孩背在背上参加劳动，休息时解下来喂奶。无论在任何时候，只要小孩哭闹，大人说一声：“老冯来了！”小孩就会立马安静下来。

养父脾气大，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未打过我，也不另眼看待我，把我和弟弟一视同仁。

记得小时候，经济困难，物资贫乏，要穿新衣服大多是过年时才有。只要有新衣服，我们兄弟俩总是一模一样的每人一件，只是弟弟淘气些，常常比我的先脏先烂。

上小学时，学校规定地富子女要交学费，贫下中农子女不交。每当开学时要交学费我就感到很难为情：养父成分是贫农，我生父是地主出身，开学交学费时弟弟不交我得交。当时学费只是一块钱，但这一块钱都是来之不易，大人们在生产队干一天活的工值才一毛来钱。有一个学期开学时，当注册老师问我的家庭出身时，我迟疑了一下说是贫农，就没让我交学费。开学后不久校长把我叫去，问我为什么注册时报贫农。我说养父是贫农，校长说那你没姓冯呀，没姓冯还得交。回家后我就跟母亲说，养父听说后给了钱让我去补交了学费。

当时三教殿小学附设有初中班，当我升初中时刚好要撤销。因经济条件等因素，大部分同学到西岔河学校上初中，少部分到县上中学去。西岔河学校给住校的初中学生实行代蒸饭，学生自己打柴交到灶上，菜要自己带。县中学统一给学生做饭菜，学生将粮食交到灶上换成饭票，饭另收加工费。灶上每顿有菜，素菜一毛钱，汤菜四、五分钱，有少量荤菜，但大部分学生吃不起。很多学生每周回家也自己带菜。从内心说，我是想到县中学上初中。回去把这情况给家里一说，养父不假思索地说到县中学去，多花钱没啥，我心里非常高兴。

上初中和高中几年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春夏秋三季，我每隔两、三周就到龙草坪干板坡去拉一次柴火卖。当时森工企业长青林业局在龙草坪伐木，山上到处是伐木剩下的树枝，星期六我和同学结伴，中午在灶上买几个馒头，下午放学后就推着架子车轱辘步行向40里外的干板坡进发。走到有柴火的地方，先下河喝水吃馒头，吃饱了就上山捡柴。柴火捡够了，砍两根粗木棒做车架，迅速将柴火捆绑好，天就黑了。有时还得给没捆绑好的伙伴帮忙，然后一声吆喝拉着柴火一路小跑返回。当时公路才修通几年,路面未硬化,尽管凹凸不平，好在大部分是下坡，给我们省下很多力气，遇到上坡我们就互相帮着推车，累了就在路边歇一会儿。伴着月光星辰一直要拉到后半夜，才将柴火拉到县城北边的塘湾砖瓦窑上去卖掉。当时在长角坝设有木材检查站，即使拉柴火也是要没收的，但我们从那过时已是后半夜，检查站的人早已进入梦乡。卖完柴后赶回学校去睡一觉，起来后回家去拿本周的粮和菜。当时的柴火价格是几厘钱一斤，一车柴能卖几块钱。

我每周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从家里拿菜，多半是豆豉，以至于后来若干年一吃豆豉就反胃。冬天气温低豆豉能管一周，夏天半周后就馊了，后半周就用卖了柴火的钱买菜吃。基本上就是买素菜，荤菜根本买不起。想吃荤菜就只能等到星期天回家后，母亲知道儿子想吃肉，煮一截腊肉一家人美美的享受一顿。但这又常常会吃坏肚子，因长期只装素食的肠胃难以将其消化。卖柴火的钱还有一个用处，就是交学费买书以及平时的笔墨纸张等零花。

为了省钱，弟弟后来上初中养父却让他到西岔河学校去，我打内心觉得亏了弟弟。

当时还是大集体时代，星期天和寒暑假回家后都得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。记得上高中时有一年的夏天放暑假，生产队组织青壮年社员十余人到龙草坪去“搞副业”（当年生产队种粮食是“主业”，但粮食不值钱。每年打出的粮食选籽粒饱满的交给国家——上公购粮。公粮国家不给钱，是完成的国税；购粮国家每斤给几厘钱）——将长青林业局在山上伐的木料搬运到公路边。一个人大概一天可挣到一两块钱，但这钱个人拿不到，当活干完后生产队直接与人家结算，干活的人只能挣得比在生产队高三五分的工分，年终参与队上的决算——十分工（一个好劳力一天的标准工分）值一两毛钱。

我也随着一起去，干了两天身体实在是吃不消，打算回家。大家觉得我人实在有文化，反正每天需要一个人做三顿饭，就让我留下做饭，并兼管记工分、收支账务等。

当时长青林业局伐的木头，离公路远的就用卷扬机拉到公路边，离公路近点的就靠人力搬运。常说“粗木重石”，直径五十公分左右、长两三米的一截木头，重达二百斤以上，大家用木杠俩人一组将其撬动翻滚到路边。山上石头遍地，树桩密布，沟汊纵横，木头常被石头、树桩、沟汊困住。特别是被困在沟汊时就得靠俩人用力将其抬起来，没有一把力气只能是望木兴叹。

当我们干完那场活回家时，都捡了一架子车柴火拉上。因公路才修通几年，泥土路面坑洼不平，车行其上摇晃得厉害，其中一个人未将柴火捆紧，走不多远就垮了，怎么都弄不好，我就去给他帮忙。在用斧头将过长的柴火剁短时，不小心劈到了我的脚上，顿时鲜血直流，没有止血药，就把路边的构树皮剥下来捆在伤口上。构树皮分泌出的浆有止血作用，但是没法走路了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刚好我的一个表姐夫开着拖拉机路过，于是拉上我直奔县医院。医生做了清创处理，还缝了两针，幸好没感染，十多天后逐渐痊愈。

自上初中到后来高中毕业，直到恢复高考参加中专考试被录取，我觉得都是沾了养父的光。当时有句话“有成分论，不唯成分论,重在政治表现”，人们把我当做“可教育好的子女”对待，中专考试过程中没有在“政审”时把我卡住而顺利被录取，在我之前参加中专考试的同乡（就是那位一直被专政的靳姓人家的儿子——此人很励志，就是命运坎坷，我曾写了一篇记述他的文章），就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“政审”掉了，一生坎坷。

养父爱抽烟，酒量大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，由于开始推广杂交水稻，大米逐渐取代杂粮成为人们的主食。在适应饮食结构变化的过程中，普遍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患胃病者增多。养父患胃病大概有上十年，医生诊断为慢性胃溃疡。当时医疗条件差，也没有保健意识，劳动强度又大，疼得厉害了就喝点止疼药，好时仍拼命干活，烟照抽，酒照喝，酒喝醉也不在乎。发展到后来经常需要不停地吃止疼药，稀饭面条等软和的饭吃下去就反胃，锅巴和硬锅盔吃了反而觉得安稳。再后来就需要隔三差五到医院去治疗，大夫说已是胃癌晚期，只能止痛缓解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养父是家里的主要劳力，因长年有病开销大，不得已将有百余年树龄的两棵柿子树伐了，解板卖掉给他治病。到1978年夏天，养父病情不断加重，于6月30号去世。

养父去世后埋在房后的山坡上，每年清明节和腊月三十，我们都要去坟前跪拜送纸钱。生父的坟茔在高一点的另一个山坡上，我每次去时都是先到养父坟前跪拜，然后再到生父坟前跪拜。这一方面是顺道，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应该先去跪拜养父，毕竟人们常说“生身父母小，养身父母大”，养育之恩没齿难忘。

养父去世后两年，母亲东挪西借，先后给弟弟和我成了家。为了感念养父的养育之情，和异姓弟弟我们两家至今关系处得非常好，令周围乡邻羡慕不已，说我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，这是养父待我无二心的自然传承吧。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之间依然相处得很好，令人欣慰。

2023.6（于父亲节前夕）

李茂武，佛坪中学退休教师，喜欢文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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